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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锋旺 朱仁显】叙事、实践与展演:李光耀葬礼中的“剧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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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摘要]东南亚地区是观察“新国家”的人类学“实验室”,而作为新兴国家的新加坡尤其具有显著的研究意义。李光耀辞世预示着新加坡一个时代的终结,对新加坡国家发展而言更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李光耀葬礼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和社会通过口述历史或文本制作等方式来叙述李光耀,辅之以各方行为者全面参与的幕后实践,在跨域空间和国家仪式舞台前狂欢式地展演新加坡。最终,李光耀成为新加坡国家的符号象征,从而凸显了新加坡国家建构的“剧场政治”。来自李光耀葬礼的“地方性知识”,对于思考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国家建构路径以及进一步了解“剧场国家”的内涵皆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新加坡; 李光耀; 葬礼; 剧场政治; 国家建构; 人民行动党

  [作者简介]汤锋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朱仁显,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本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5期。


前言

  在传统民族国家的“权欲”解释泛滥以及非西方新兴民族国家涌现的比较视野下,西方政治人类学家开始反思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并从“他者”的非西方民族国家汲取养分,东南亚地区的新兴国家成为检验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人类学“实验室”[1]。格尔兹的《尼加拉——19世纪巴厘岛剧场国家》正是人类学开始关注所谓“新国家”后才产生的,并以“剧场国家”[2]诠释区别于传统实质性权力的现代国家仪式与象征体系。新加坡作为新兴国家,其国家建构历程同样具有戏剧性。只是,以往的研究对此关注不足。如同“巴厘剧场国家体现出,政治生活的秩序化并不意味着只能依靠权力支配,‘政治’既不纯粹是观念性的,也不仅是现实性的,而是两者相结合的象征行为”。李光耀葬礼的“剧场政治”建构,也是一种观念性和现实性融合在一起的象征行为,包括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以及大众等行为主体共同参与了这场盛大仪式的展演。各主体的行为构成了“剧场政治”建构的基本分析单位,这个“地方性素材”为挖掘新加坡国家建构的戏剧性提供了可能。这场盛况空前、必将载入史册的葬礼,能够成为展现新加坡国家特质的舞台,源于其主角是“李光耀”。这与彼得·伯克的路易十四形象制造所揭示的逻辑具有相似性[3],即帝王伟人在国家整合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并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划上等号,对帝王伟人的崇拜成为向民族国家膜拜的重要形式。而这个“剧场政治”的仪式建构,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第一,行为主体的李光耀叙事;第二,行为主体参与李光耀葬礼的后台实践;第三,行为主体展演李光耀葬礼的前台狂欢[4]。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是一项解释性案例研究,冀望通过文本分析来阐释李光耀葬礼,进而理解新加坡国家建构的“剧场政治”逻辑。


一 叙事:口述历史与文本制作

  2015年3月23日,新加坡总理办公室宣布:“亲爱的新加坡同胞,我们很遗憾地通知你,我们的建国总理李光耀星期一辞世了。”[5]随后葬礼中,政府与公众一起叙述“新加坡故事”(Singapore Story)。他们在各个场合叙述李光耀,并伴随着文本的生产、阅读与再生产。“言”和“文”皆指向建国总理李光耀,口述与文本构筑起了一幅李光耀与新加坡故事的叙事谱系。这个叙事谱系就是:在官方的话语中,李光耀是一个具有良好品质的政治家,给新加坡留下了巨大遗产,人们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来传承,并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然而,李光耀历史定位的争议仍然存在。

  (一)口述历史

  主张以儒家思想治国和强调君子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特别重视维护自己的道德权威,强调领导人必须具有良好品质[6]。李显龙在叙述自己的父亲时说,1958年他为了省钱,在砂拉越传回家的电报中竟将英文“火锅”(steam boat)两字传成“战舰”(battle ship),最终回家没有吃上火锅[7]。这种节俭的品质也延伸到政治层面。在义顺区的追悼会上,尚穆根称赞李光耀一生清廉节俭。在第二任总理吴作栋眼里,李光耀不仅生活节俭而且待人慷慨。可以说,每个“新加坡人”[8]心中都有一个李光耀。这个过程甚至出现“神化”的现象。宏茂桥议员成汉通说道:“有人告诉我,老先生走到人生的尽头,仍然对新加坡付出大爱。因为按照华人民间的说法,他在凌晨3时18分离开我们,是把一天的三餐留下来给新加坡人。”[9]人民行动党政府强调李光耀是一个具有优良品质的政治家,在此基础上,强调李光耀政策的合理性。官委议员沈颍坚定认为李光耀的双语政策是理性的;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林瑞生积极评价了李光耀开创的独特的劳资政协作方式,使得新加坡变成一个“无人剥削他人”的新社会[10];内政部兼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马善高则强调种族政策是李光耀留给新加坡最珍贵的遗产;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坦言很多政策都是受惠于李光耀。各个政府机构皆有发表诸如此类之言论。反过来讲,在一个威权社会,通过强调领袖的德行来消解其对民众的威胁是必要之举。  

  经过一番修辞,当李光耀的形象“变得和善、变得软下来”时,“人们便会对他感恩戴德”[11]。新加坡政府和民众宣誓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内阁成员表示将永远铭记李光耀,为新加坡奉献自己。人民行动党呼吁人们“在悼念他之际,也加倍努力贡献党和国家”[12]。在基层,宏茂桥杨厝港区基层组织通过举办“老百姓说李光耀”活动,“让老百姓们抒发对建国总理的怀念之情,也借此提醒国人,新加坡的成功来之不易,要继承李先生的精神,更加努力地建设国家。”[13]在丹戎巴葛集选区、拉丁马士区、淡滨尼集选区等基层社区举行的追悼会上,陈振声、王瑞杰等政府官员一再强调继承李光耀的遗产,为新加坡“下一个50年比第一个50年更好”而努力。一份针对7271名新加坡人的问卷调查显示,人民对李光耀领导新加坡实现国富民安心存感激[14]。同时,年长者希望年轻一代在国葬的洗礼中领悟,秉承李光耀的意志,让新加坡继续繁荣昌盛。概而言之,从“李光耀贡献”到“李光耀遗产”,叙事话语从过去转向未来,聚焦于维护和加强现有新加坡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实现了成功的转换。

  政府努力塑造国家上下一致肯定李光耀的氛围。在新加坡社会生态中反对党的存在及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昭示新加坡形式上的民主[15]。国会特别会议上,朝野议员肯定李光耀是一位杰出的政治领袖。尤其是工人党、国民团结党、新加坡民主党等七个反对党发唁文肯定李光耀的贡献,显示出政治团结的浓厚意味。历史话语霸权往往与国家和民族认同之间呈正相关联系[16]。对于历史争议问题,通常会“涉及对威权统治历史的否定,……涉及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17],主导历史话语权是执政当局叙事的关键环节。对此,华社领袖黄祖耀就关闭南洋大学一事认为李光耀的理由是对的;而关于“马克思主义阴谋”[18],天主教总主教吴成才认为应该走出这段历史,形成一种告别和超越历史的和谐局面。不过,尽管当局强调应该客观、全面肯定李光耀一生的功绩,但来自反对派的声音始终存在。最激烈的事件当属16岁青年余澍杉自制视频上网,涉嫌诋毁基督教和李光耀[19]。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政府在叙事李光耀方面所遭遇的阻力。

  (二)文本生产

  这种叙事话语亦投射于文本的生产与传播。政府第一时间制作了相关文本,提供给公众阅读,以加深对李光耀及人民行动党政府建国历程的认知。社会的自觉性不仅体现公众阅读方面,还体现在与之相关文本的生产方面,人民行动党通过多种形式来表现,产生了不计其数的各类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葬礼是“李光耀”文本生产和传播的过程。

  人民行动党政府关于媒介主要任务的定位是推进国家建构,媒介的这一角色定位在新加坡日常生活的民族想象中被定义和实践[20]。李光耀成为新加坡人“民族想象”的一部分,并在传媒文本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得以建构。当李光耀去逝后,新加坡各大中英文报章都做了特别安排。《联合早报》第一时间制作了16个版面的“光耀百年”号外,让公众了解建国总理的各种信息。5万份“光耀百年”被送到100多所中学,以加深学生对李光耀的认知[21]。此后相继出版了各种专题报道(见表1)。

    

表1 《联合早报》八天特别报道主题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有关资料制作。


  在中华总商会和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支持下,《联合早报》出版了《光耀一生·誉满天下》纪念册,免费分发到中小学、大专院校、民众俱乐部、图书馆以及社团组织。“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国民教育的资料与教材,把建国总理和新加坡的故事传承下去。”[22]而其他机构也加入到出版相关文本的行列中。譬如,职工总会发行了6万份《职总周报》特版供公众取阅,让更多人了解李光耀对工运作出的贡献;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刊物《源》杂志则推出“心系光耀”专题,向国父表达崇高的敬意[23]。在文本形式方面,除平面媒体外还推出了电子文本。《联合早报》推出了《典藏光耀》电子书,并将相关电子书开放给公众下载;《海峡时报》则推出两本免费电子书。各类媒介生产了不计其数、形式各异的文本,在民众当中广泛传播,以裨益于“李光耀”为符号象征的新加坡国家建构。

  公众的阅读欲因此得以激发。3月23 日至3月29日,新加坡四大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中,十大畅销书籍都与李光耀有关。前三甲分别是《李光耀——光影回忆》、《李光耀观天下》和《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24]。为满足公众需求,出版商决定将1998年和2000年出版的《李光耀回忆录》(上、下册)重新印刷。《李光耀图片人生》等书的销量明显增加。在此基础上,公众进而阅读新加坡历史方面的书籍[25]。同时,公众成为悼词、画作等文本形式的制作者。葬礼期间公众在全岛各处设立悼念处写卡片致哀。李光耀去逝当天,公众便在总统府大门前献上了约1万多张吊唁卡片。从国会大厦至各个社区悼念处,公众在吊唁板上留下了“谢谢你”、“我爱你”等诸如此类的留言。“仿佛文字是他们表达尊敬的唯一形式”[26]。据统计,民众书写悼词的吊唁簿多达1000本,书写的致哀卡片数十万张[27]。图像文本对国家意识的修辞不言而喻。艺术不仅是国家建构意识形态的工具,也反映出统治精英对新加坡社会的愿望[28]。画家巫思远刻画了建国总理李光耀国葬当天的人民;新加坡城市写缘人(Urban Sketcher Singapore)的80多名画家通过画下美丽的风景线来庆祝新加坡的繁荣和表达对李光耀的感恩。这些都展现了各阶层民众艺术化文本创作所表达的国家意识。

  总之,通过口述和文本,新加坡政府与民众一起完成了“李光耀”叙事谱系。口述层面上,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官员形塑了李光耀的政治品质,肯定李光耀时期政策的合理性。民众个体当中则呈现出人人心中都有各自的李光耀记忆。进而政府宣誓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并希望民众能够感恩新加坡来之不易的今天。不过,“一个没有废料和不满者的国家,固然会井然有序、高尚、和平而愉快,但它缺少开拓未来的种子”[29]。民间对于李光耀的争议预示了后李光耀时代可能的政治变数。文本层面上,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特辑,让人们加深对李光耀及新加坡的了解;公众阅读李光耀相关书籍的欲望明显增加,并通过吊唁卡、悼词、画作等形式,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文本再生产过程中。这个叙事谱系成为这场葬礼的“剧本”,成为新加坡国家建构的一部分,增强了民众对李光耀以及新加坡的认同感。


二 实践:公共服务与公民社会

  实践是构成剧场政治的重要环节,它为葬礼的展演奠定了基础。李光耀葬礼过程中,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和公民社会参与是实践的两个方面:其一,公共服务为公众参与提供各种便利的同时,将公众的葬礼参与纳入秩序化的框架下;其二,公民社会的成熟则可以弥补和增强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公共服务和公民社会为李光耀葬礼的“完美演出”奠定了实践基础。反过来说,公共服务与公民社会也通过葬礼向人们展示,新加坡公共服务的高质量以及公民社会的自觉性,令世人对新加坡国家的印象更加深刻。

  (一)政府公共服务供给

  公共服务是国家建构的重要方面。在21世纪公共服务计划背景下,新加坡公共服务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培养优秀服务的态度;二是追求更高的效率和效益[30]。这也是李光耀留给新加坡的重要遗产之一。李光耀为新加坡树立的高标准,以及所形成的高效公共服务能力在自己的葬礼当中得以展现,全国16个政府部门和50多个法定机构的141,000名公务员投入其中,在信息传播、公共交通、秩序维持等方面提供服务[31]。无论是公共服务过程还是结果,皆成为这场葬礼的国家建构路径。公共服务一方面彰显了新加坡执政党政府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获得了民众的信任,从这个角度上看公共服务具有国家建构的意义。

  第一,理顺信息传播。由于新加坡政府在李光耀入院后16天才公布消息,令不少国民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新闻信息因此一时出现乱象,不断传出“李光耀去逝”的消息。一名男学生甚至因不满频频出现的谣言,以身试法伪造政府公告而被警方严厉警告[32]。警方对此呼吁公众不要散播虚假信息,并严厉对待“篡改政府网站散播虚假信息以欺骗公众的行为”。而后政府每日公布消息,试图修补公众对政府的信任[33]。至3月23日4时10分新加坡总理公署通过官方网站发布文告宣布李光耀辞世的消息,全国从23日至29日进入哀悼期,并将整个葬礼的安排公之于众(见表2)。随后治丧委员会于3月27日进一步发布文告公布国葬行程。此外,政府还为媒体工作提供尽可能的便利。这个过程中新加坡政府不仅要应对来自各种混乱信息的干扰,还需掌握相关新闻舆论的主导权,向公众及时有效传递有关李光耀的信息。

    

表2 李光耀葬礼行程安排

  资料来源:Statement From Prime Ministers Office, 23 March, 2015.


  第二,调控公共交通。新加坡政府通过增加或协调公共交通工具等方式来满足民众的需要。首先在哀悼期间对国会大厦周围交通做出安排,根据不同时段相应调整[34]。地铁和轻轨服务都相应延迟以方便公众前去瞻仰。基层社区还提供免费巴士服务,载送居民和基层领袖到国会大厦吊唁[35]。SMRT公司在政府大厦地铁站主要站口安排工作人员为民众指路以及疏导人流。“从国会大厦至国立大学文化中心的移灵过程颇为畅顺不扰民,灵车经过之处提前10分钟封路,车队过后即解封,将对国民的影响减至最低。”[36]国葬当天,陆路交通管理局与交通业者探讨增加地铁服务趟次,一些地铁线24小时运作。交通局亦及时通告封闭的道路和巴士服务变化情况[37]。这些彰显了政府工作人员的专业和尽责。

  第三,加强秩序维护。新加坡警察部队在国会大厦旁设置安检处,吁请公众保持秩序和耐心,遵从现场指挥人员的指示;将国会大厦大草场分成14个等候区,对进入国会大厦的公众进行安全检查。副总理、部长、国会议长以及国会议员相继前来慰问排队的群众。由于前往人数持续增加,考虑到公众安全,国葬筹备委员会决定暂停公众到国会大厦排队吊唁,次日重新开放[38]。政府还为行动不便的年长者、孕妇及年幼孩童开设特别通道。而且,为了缩短群众排队时间,政府调整了公众向遗体致敬的方式,安排武装部队人员在旁引导公众。政府在全岛设立了24小时开放的18个悼念处,并鼓励民众前往社区悼念处。据统计有41万5000人到国会大厦向李光耀致哀,85万人到全岛18个社区悼念处吊唁[39]。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有效保障了整个葬礼的秩序。

  (二)公民社会的自觉性

  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不仅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产物,更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40]。“新加坡政府在推行现代化过程中培育起强大的公共权威。传统的社会组织和政府一手建立的半官方社会组织完全被纳入政府管理的结构中。同时政治精英们开始着手培育公民参与和非政府组织在市民社会中的治理作用。”[41]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熟为新加坡国家建构提供了土壤。在这场葬礼中,新加坡的公民与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显示出高度的自觉性。

  第一,社会组织的参与。这主要表现在悼念李光耀和提供服务两个方面。各个属性不同的社团组织以各自的方式表达哀悼。各大宗教团体纷纷举行宗教仪式,佛教总会率信徒在光明山普觉寺举行法会并诵读经文,赞颂李光耀为国为民的精神[42],道教总会在三清宫邀请不同籍贯的道长为李光耀打斋念经,天主教总主教吴成才带领信徒举行弥撒向建国总理李光耀表示敬意,全岛回教堂亦在祷告日向李光耀及其他建国一代予以赞赏。华人社会各属会馆亦加入到追悼行列中,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会长蔡天宝第一时间代表华社哀悼李光耀先生的逝世,而后各属会馆积极参加追悼活动,如晋江会馆会长萧孙喜率会馆同仁前往丹戎巴葛民众俱乐部,向担任60年丹戎巴葛区国会议员的李光耀先生献上敬意[43]。在教育领域,国立大学千余名师生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举行悼念活动,并以李光耀的名义命名多个奖项[44]。南洋理工大学等各大中小学校也以各种方式纪念之。经济团体方面,各大商会发表悼文细数李光耀为商界所作的贡献以及对他的感激之情。譬如,工商联合总会(SBF)和全国雇主联合会(SNBF)在莱佛士城会议中心举办追悼会,感谢李光耀为商界所作的巨大贡献[45]。此外,还有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全国青年理事会等团体在各个场所向民众提供帮助。众多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为参加葬礼的民众提供服务,与政府部门相得益彰,形成合作治理的关系。

  第二,公众参与的自觉性。公众通过排队、慈善和提供服务等形式参与葬礼过程。商家们纷纷以不同方式哀悼。国葬当天,咖啡老字号“亚坤”等业主以及圣淘沙金沙赌场、环球影城等娱乐场所暂停营业[46]。有些公司安排员工集体穿黑衣及别上黑丝带。民众发起了各式各样的悼念活动。部分群众自发赶印T恤衫,穿着印有“李先生,谢谢你”或“李光耀1923—2015”等字样的T恤来送别[47];还有网民发起请愿,向交通部长吕德耀建议把樟宜机场改称“李光耀国际机场”;著名导演梁志强更将其电影旧作《跑吧!孩子》的插曲《拥有》制作成MV上传到Youtube以悼念李光耀[48]。在众多形式当中,排队是民众参与葬礼仪式的重要象征。据统计,从25日至28日,总共45万人排队瞻仰李光耀的遗容,最长等候时间长达10小时[49]。而且,就连瘫痪者也坚持雇救护车去凭吊。公众视自己为舞台上的演员,这种“参与历史的存在感”[50]让李光耀的离世失去其终极性,而成为一种戏剧姿态。国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表示:“沉默的大多数”过去一周终于表态,共同的目标与情绪,有助加强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感[51]。公众自觉性还体现在慈善、服务当中。公众积极响应将帛金捐献给“教育部教育基金”、“职总U关怀基金”等四个团体,不到两周就捐出160多万新元。而在参与服务方面,许多企业和外国公司给予员工事假,还安排巴士载送,让员工到国会大厦向李光耀致敬,给群众分发免费雨伞、雨衣等等。

  概言之,李光耀葬礼的“剧场政治”在实践层面上表现在公共服务和公民社会两个方面,两者相得益彰,“国家—社会”合作治理为这场葬礼的举行提供了“幕后”准备。新加坡政府通过信息传播、公共交通和秩序维护等方面的供给,显示出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品质;各个领域社会组织参与以及公众参与的自觉性,体现出新加坡公民社会发育的成熟。公民社会的成熟有助于这场葬礼的顺利举行。反过来说,葬礼的“幕后”实践又进一步加强人民行动党政府执政的合法性,以及民众对新加坡国家的认同感。或者可以说,李光耀葬礼为新加坡政府公共服务和公民社会提供了一个实践契机。


三 展演:国葬仪式与跨域空间

  仪式展演是比叙事更有力的信息传达方式。展演是李光耀葬礼的重要特性,是剧场政治的重要环节,它向人们展示了葬礼的戏剧性。仪式的戏剧性质并不只是界定角色,它还唤起情感反应。就像在剧场中,“各种灯光、舞美、姿态、行动和声音的刺激”控制人的情绪一样,诸如此类的因素帮助仪式产生强大的情感影响力[52]。在国葬仪式上,声音、人物、实物等元素成为展示李光耀及新加坡取得成就的重要载体,并强化人们的国家情感。这场葬礼的展演性还延伸至跨域空间。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新加坡政府机构及新加坡人,积极参与到葬礼悼念活动中,向世界民众展示新加坡人及新加坡国家的特质。

  (一)国葬仪式

  首先,声音的元素。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校长江莉莉在谈及新加坡国家意识时说道:“音乐作为蕴含政治伦理的社会文化产品,伦理的边界亦是国家的边界,伦理格局在地方和日常范围内被建构。”[53]通过音乐,葬礼所构建的各种伦理情愫,营造出国家认同的话语霸权,进而对人民进行规训,形成一个“文化的权力网络”。从总理官邸至国会大厦过程中,移灵队伍出发时响起了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1号》。当护柩车行至总统府主楼前时,空中奏起苏格兰经典民歌《友谊万岁》。停柩国会大厦期间,剑桥圣约翰学院合唱团演绎爱国歌曲《家》感动全场,更是“让新加坡人联想起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有李光耀和其团队为他们所建造”。人们之所以渴望戏剧性活动,是因为情感宣泄的需求,音乐成为新加坡民众表达情感的方式。42名志愿者在新加坡河上吹奏《奇异恩典》等歌曲,向李光耀敬礼[54]。在此期间,孙燕姿等50名艺人重新演绎国歌《前进吧!新加坡》,鼓励人们走出悲情,继续前进。陈洁仪演绎的《家》更成为这场葬礼的标志性歌曲。除此之外,民众的呼喊声在这场葬礼中处处显现。当群众看到拖曳炮架上的灵柩时就高喊“新加坡之父,我们爱你!”[55]。灵柩抵达总统府大门口时,在旁守候的公众还是大声喊着“李光耀”;移柩队伍庄严步出总统府时民众又呼唤“李资政,我们爱你”。似乎呼喊他的名字是表达“谢谢你,李先生”的最好办法[56]。这些呼喊声蕴含的悲痛、感恩、奋进等情愫最终交融为对新加坡国家的认同。

  其次,实物元素。城市建筑在新加坡国家认同建构上具有强大的力量[57]。移灵车队所经过的一栋栋标志性建筑物把公众带回到与李光耀息息相关的建国历史。新加坡理工学院代表李光耀竭力一生为教育所作的贡献;途中经过的金文泰等组屋区,见证了“居者有其屋”计划的成功;国会大厦是他带领人民行动党迅速壮大的标志;全国职工总会中心显示李光耀对职工运动的贡献;新加坡大会堂则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历史见证[58]。正如李显龙所言:“对想要寻找李光耀先生纪念建筑物的人,新加坡人可以骄傲地说:请看看您的四周。”[59]这些建筑物是李光耀为新加坡作出全面贡献的象征。另外,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筹划了一系列活动,将李光耀相关物品向公众展示。3月25日至4月22日,国家图书馆展出了相关书籍并推出特别展览,内容包括李光耀政治生涯中的重大事件和他发人深省的经典语录,以及相关著述、档案照片、新闻报章、录音和演讲稿副本。国家博物馆3月27日至4月26日举办了“李光耀纪念展”,冀望参观者能够记住和思考李光耀为新加坡建造的坚实基础[60]。这些物品亦成为象征符号,让公众追忆李光耀对新加坡所作的贡献。

  第三,人物元素。政治具有属人的特性,葬礼人员设定是这场葬礼的重要象征,“他者”的身分属性为逝者生前政治坐标进行定位。从总理官邸到国会大厦,扶灵队由第三师长王治权准将领导,由八名来自海陆空三军和警察部队的代表组成。灵柩停放国会大厦期间,现场设有护柩军官,代表对逝者的最高敬意。李光耀的友人和同僚、政府机构人员、经济领域人员以及外交使节参与守灵,以凸显他所作的多元的贡献[61]。而从国会大厦至国大文化中心,送行人员包括詹时中等多名李光耀光辉岁月的见证者;在国大迎接的16名来自各个领域(内阁、工运、安全、基础设施、教育、医学、科技、秘密、环境等)的护柩者,体现了李光耀遗产的深度和广度[62]。国葬典礼上,有外国政要、内阁部长、国会议员等约2200人出席,从多个角度纪念李光耀辉煌的一生。这场盛大葬礼还有大约170名来自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63]。如外交部巡回大使许通美所言:“李光耀是全球有名的新加坡人。在约半个世纪里,对世界来说,他就是新加坡的象征。”[64]李光耀在全球范围内为新加坡建立了一个“友邦网络”。出席人物的设定清晰展现了李光耀的政治地位。

  (二)跨域空间

  李光耀葬礼不仅仅局限于新加坡本土,还通过虚拟空间和跨国空间向世界展示。网络成为政府导演这场葬礼的有效媒介,公众通过网络获取葬礼的相关信息,分享彼此的情感,在网络空间上也举行了一场不一样的葬礼。

  首先,虚拟网络成为组织策划葬礼的重要工具。政府通讯及新闻部专门设立了官方网站“Remembering Lee Kuan Yew”(纪念李光耀),让公众到官方纪念网站了解最新情况并观看国会大厦吊唁处的实况。人民行动党则设立“向李光耀致敬”(“Tribute to Lee Kuan Yew”)的网站,介绍李光耀生平,并让网民留言[65]。《联合早报》专门设立“告别李光耀专网”,为网友现场直播移灵和国葬仪式过程。此外,官方还特别成立了新加坡记忆工程网页(Singapore Memory Project)来纪录这段历史。公众通过网络传播和获取葬礼的信息。搜索引擎谷歌(Google)发现,新加坡民众在这段时间搜索的前10个关键词中,有8个与李光耀有关。网络成为人们表达哀思的平台。李光耀辞世的消息公布后,许多政府官员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贴文表达哀悼,多名内阁部长相继在个人面簿上悼念这位建国领袖[66]。成千上万网民涌到网上发表悼文,并把个人社交网页的头像改成黑白色系。社交媒体成了官民互动的平台。当李显龙在国葬礼上宣读悼词时,立即引起社交媒体平台上新加坡人的强烈共鸣。新加坡人以每分钟发出650则推文(tweet)的速度发文,有关李光耀的信息大量刷屏,塑造了一种“环境亲密感”[67]。

  其次,葬礼的跨国空间展示。新加坡国家具有独特的展演性格,展演的对象除了新加坡人外,更包括世界各国的人[68]。海外使领馆作为国土的延伸,成为向“他者”展示的理想空间。新加坡驻多国大使馆设立悼念处,让旅居海外新加坡人向李光耀致哀。在中国,新加坡驻华使馆降半旗,让民众在吊唁簿悼念册上留言签字,驻华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以及驻京的政府公务员,在使馆内三鞠躬表示悼念,100多名新加坡人凭歌寄意献唱“As One”和“Home”。在美国,新加坡人除了到使馆签名吊唁外,还在全美各地筹办了12场追悼会。驻美大使米尔普里号召新加坡人“延续他(李光耀)的信念,让世界牢记新加坡”[69]。国葬当天,共有23个海外领事馆安排旅居当地的新加坡人观看国葬仪式活动,各地新加坡人不顾时差,准时守在电视机旁收看国葬仪式的实况转播[70]。除官方活动外,海外新加坡人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自己。欧洲各地的新加坡人参加慈善义走活动,纪念李光耀逝世与建国50周年,筹得10万元公益金;首尔的新加坡人俱乐部则组织侨民聚集酒店遥距告别李光耀。曾几何时,新加坡政府对海外新加坡人还保持警惕,但如今这场葬礼却显示出海外新加坡人强烈的国家认同[71]。这也向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说明,新加坡这个小国的人民忠诚度不容小觑。

  综上所述,“全面展现李光耀的遗产在官方国家建构的努力当中具有重要位置”[72]。这场国葬仪式通过声音、实物、人物等元素呈现,进而在跨域空间中展演。声音、实物与人物等“仪式装备”的象征化不仅有利于参与者“同心同德”,所构建的“场域”也成为政府和民众互动的媒介。而且,李光耀葬礼展演不仅在新加坡本土,还在世界各地以及虚拟网络当中发酵,亦将新加坡在全球的影响力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展现了李光耀为新加坡所作贡献的广度和深度。在彼时彼刻,新加坡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现实中或是虚拟中,都通过“李光耀”这个符号联结了起来,向世界展示新加坡人及其国家的特质。


结语

  就理论层面来讲,国家建构“作为一个概念,它同更为古老的‘资本主义’等概念一样,具有深远的分析性含义”[73]。 从查尔斯·蒂利提出这一概念以后,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对于新加坡这个从无到有的国家而言,国家建构是摆在人民行动党政府面前最迫切的任务[74]。这种迫切性不仅缘于新加坡所处的地缘环境,亦与其国内政治生态休戚相关。人民行动党政府自执政以来几乎从不放过任何推进国家建构的机会,可谓“事无巨细”,不胜枚举。如果说权力披着外衣表现出来是维持政治统治秩序的必需品,那么,国家建构通过各种媒介来修饰无疑将有助于其顺利推进。新加坡国家建构在当代国家建构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通过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教育、媒体、宗教、艺术、空间等形式表现出来,使之序列化或重塑,并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呈现出多元视角。本文选取李光耀葬礼这个事件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叙事、实践和展演三个方面的具体分析及抽象归纳,可以发现新加坡国家建构的剧场政治逻辑在于:国家、社会与民众等行为主体在政治剧场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通过象征符号将彼此紧密联系起来,集体进行历史叙事,共同参与实践过程,进而全面展示新加坡国家特质。

  深入来看,将李光耀葬礼视为新加坡国家建构的“剧场”,其政治建构的逻辑具有丰富的内涵,具体表现在:由口述与文本所形成的叙事谱系是这场葬礼的“剧本”;政府公共服务和公民社会运作是这场葬礼的“幕后”实践;国家仪式以及跨域空间则是这场葬礼的“前台”展演。当然,葬礼的盛大呈现并不是最终的结果,三位一体过程的叙述更能说明李光耀葬礼(剧场)对于新加坡国家建构的功用:在认知层面加深新加坡人对李光耀乃至国家的认同;在实践层面为政府公共服务与公民社会运作提供了契机,并体现了“国家—社会”合作治理的高效性;在展演层面让全世界各国人民对新加坡国家特质更加清晰,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合法性更加稳固。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各种反对的力量始终存在。推而广之,李光耀葬礼所揭示的新加坡国家建构的戏剧性,对于人民行动党政府而言并非个案。譬如,在李光耀时期所发动的各种运动式治理,就有很强的表演特性。虽然我们现在判定新加坡是否就是一个“剧场国家”还为时尚早,但可以确认的是,新加坡国家建构历程具有“剧场政治”属性。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剧场国家理论视域下,表演并非手段而是目的,表演成功即意味着国家建构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光耀葬礼是新加坡国家的“成人礼”。


注释

[1]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参见王铭铭《人类学讲义稿》,世界图书西安出版公司,2011年,第98页。

[2]〈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 2008年,第385页。所谓的“剧场国家”(Theater State)的含义是:国王和王子是演员,祭司是导演,农民是配角、舞台工作人员和观众。宏大的火葬、锉牙、寺庙落成典礼、朝圣和血祭,动员成百上千的民众和大量的财富,它们不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它们是目的本身,它们是国家的目的。宫廷仪式体系是宫廷政治的动力。民众仪式不是支持国家的手段;国家是上演民众仪式的手段。统治,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操演。仪式不是形式,而是内容。权力为盛况服务,而不是盛况为权力服务。格尔兹对前殖民社会的传统东方制度进行了分析,Hunik Kwon和Byung-Ho Chung两位在《北朝鲜:超越克里斯马型政治》(North Korea: Beyond Charismatic Politics)一书中也认为当代朝鲜是一个剧场国家,显示出这个概念内涵的扩展。

[3]〈英〉伯克著,郝名炜译《制造路易十四》,商务印书馆, 2007年,第5-6页。

[4]这里主要使用戈夫曼的“剧本”、“前台”和“后台”的概念。参见〈美〉戈夫曼著,徐江敏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5] “Passing of our Founding Prime Minister Mr. Lee Kuan Yew”, March 23, 2015, http://www.pmo.gov.sg/mediacentre/passing-mr-lee-kuan-yew-founding-prime-minister-singapore

[6] 吕元礼:《论执政党的执政权威》,《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5期。

[7]《李光耀为省电报费“火锅”传成“战舰”》,《联合晚报》2015年4月6日。

[8]曹云华:《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及其培养》,《南洋问题研究》1989年第4期。该文指出新加坡政府和新加坡学者认为,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的核心是做“新加坡人”。所谓的“新加坡人”是一个出生、成长或居住在新加坡的人,他愿意保持现在这样一个多元种族、宽宏大量、乐于助人、向前看的社会,并时刻准备为之贡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场葬礼中“新加坡人”是最为重要的角色之一。

[9] 成汉通:《迷迷糊糊中听到“我是李光耀”》,《联合早报》2015年3月26日。

[10] 林瑞生:《李光耀开创劳资政协作方式造就“无人剥削他人”社会》,《联合早报》2015年3月28日。

[11] 〈俄〉谢·卡拉·穆尔扎著,徐昌翰等译《论意识操纵(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5页。

[12] 《人民行动党:李光耀把一生奉献给新加坡》,《联合早报》2015年3月23日。

[13] 《李光耀百日祭,居民等忆往昔寄思念》,《联合早报》2015年6月29日。

[14] 《早报网调查:李光耀领导下国富民安国人心存感激》,《联合早报》2015年4月5日。

[15] 孙景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反对党》,《学术界》2006年第2期。

[16] Liu,James H., et al., “Social Representations of History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and Ethnic Identity”,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Vol.5, Issue.1, 2002, pp.3-20.

[17] 荣剑:《民主转型中历史问题处理》,《炎黄春秋》2012年第12期。

[18] 1987年5月人民行动党政府利用内部安全法令,逮捕多名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和天主教组织的社会工作者,指控他们使用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伎俩,颠覆新加坡现有的社会及政治制度,以期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度。这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阴谋”。

[19] “Singapore Arrests Teenager over Video Critical of Lee Kuan Yew”, The New York Times,March 30, 2015.

[20] Bokhorst-Heng, Wendy., “Newspapers in Singapore: A Mass Ceremony in the Imagining of the Nation”,Media, Culture & Society,Vol.24, No.2, 2002, pp.559-569.

[21] 《“光耀百年”送学府启发学生反思国家过去未来》,《联合晚报》2015年4月2日。

[22] Speech by Mr Anthony Ta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Chinese Media Group,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at the launch of “A Tribute to Lee Kuan Yew” on 21 July atShangri-la Singapore.

[23] 《心系李光耀》,《源》2015年第2期。

[24] 《公众纷抢购李光耀书籍图》,《联合晚报》2015年4月6日。

[25] “Lee Kuan Yew Leaves a Legacy of Authoritarian Pragmatism”, The Guardian, March 23,2015.

[26] “They Came Simply to Say ‘Thank you, Mr Lee’” , The Straits Times, March 26, 2015.

[27] 《千万张致哀卡存档博物馆》,《联合晚报》2015年3月31日。

[28]Chong,Terence,“The State and the New Society: The Role of the Arts in Singapore Nation-Building”,Asian Studies Review, Vol.34, No.2, 2010, pp.131-149.

[29]〈美〉埃里克·霍弗著,梁永安译《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57页。

[30]孙杨杰、邓剑伟:《新加坡21世纪公共服务计划研究:背景、内容和启示》,《东南亚纵横》2014年第5期。

[31] “Eulogy by Trade Unionist G. Muthukumarasamy at Funeral of the Late Mr. Lee Kuan Yew”, The Straits Times, March 28, 2015.

[32]《伪造李光耀逝世文告少年被警方严厉警告》,《联合早报》2015年4月8日。

[33]《每日公布消息“修补公众信任”》,《明察天下》2015年第2期。

[34] “Media Statement”,Channel News Asia, March 23, 2015.

[35]《宏茂桥居民可乘免费巴士到国会大厦吊唁》,《联合早报》2015年3月24日。

[36]《人数太多,鞠躬礼改注目礼》,《明察天下》2015年第2期。

[37] “Road Closures on Sunday for State Funeral of Mr Lee Kuan Yew”, The Straits Times, March 27,2015.

[38]《当局暂停让公众到国会大厦排队吊唁》,《联合早报》2015年3月27日。

[39]《张志贤:排队进国会大厦吊唁队伍晚8时终止》,《联合早报》2015年3月25日。

[40]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

[41]高奇琦、李路曲:《新加坡公民社会组织的兴起与治理中的合作网络》,《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5期。

[42]《佛教总会为建国总理办追思法会》,《联合早报》2015年3月28日。

[43]《新加坡晋江会馆会讯》2016年第7期。

[44]《千人出席国大悼念会》,《联合早报》2015年3月25日。

[45]《工商联和雇主联举办追悼会》,《联合早报》2015年3月28日。

[46]《国葬当天多家商店暂停营业》,《联合晚报》2015年3月27日。

[47]《赶印T恤衫送别李光耀》,《联合晚报》2015年3月28日。

[48]《梁智强制作MV悼念建国总理》,《联合早报》2015年3月28日。

[49] “新加坡文献馆”网站,《吊唁数字游戏》,https://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3983,2017-09-10。

[50]衣若芬:《北纬一度》,新加坡: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5年,第133页。

[51]《哀悼期间民众社会意识大增,团结关爱若延续能强化社会凝聚力》,《联合早报》2015年3月31日。

[52]〈美〉大卫·科泽著,王海洲译《仪式、政治与权力》,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年,第14页。

[53] Kong,Lily,“Music and Moral Geographies: Constructions of ‘Nation’ and Identity in Singapore”,Geo-Journal,Vol.65, Issue1-2, pp.103-111.

[54]《水上敬礼乐曲飘扬》,《联合早报》2015年3月29日。

[55]《建国总理移灵国会大厦沿途民众哭喊:我们爱您》,《联合晚报》2015年3月25日。

[56] “A Grateful Nation Says:‘Thank you, Mr. Lee!’”, The Straits Times, 30 March, 2015.

[57] Ooi,Giok Ling,“National Identity, Public Housing and Conservation in Singapore”,Habitat International, Vol.18, Issue.2, 1994, pp.71-80.

[58]《国葬移灵队途经多个重要地标公众可沿途送别建国总理》,《联合早报》2015年3月27日。

[59]《总理:找李光耀纪念建筑请看看你的四周》,《联合晚报》2015年3月29日。

[60] “National Museum Media Announcement in Memoriam: Lee Kuan Yew”, March 24, 2015, http://nationalmuseum.sg/~/media/nms/documents/in-memoriam-lee-kuan-yew.pdf

[61]《建屋绿化国防等领域代表昨守灵,建国路上他的贡献广泛多元》,《联合早报》2015年3月28日。

[62]《建国总理国葬日的护柩者》,《联合早报》2015年3月28日。

[63] “170 Foreign Dignitaries Paid Respects to Mr. Lee Kuan Yew Lying in State”, Channel News Asia, March 29, 2015.

[64]《许通美:李光耀的外交功绩》,《联合早报》2015年3月25日。

[65]《行动党唁函:在创党秘书长奠定根基上重新为党和新加坡奉献》,《联合早报》2015年3月24日。

[66]《李总理:哀悼他的逝世,赞颂他的精神》,《联合早报》2015年3月24日。

[67]所谓的“环境亲密感”(AmbientIntimacy)是技术专家丽莎·瑞舍尔(Lisa Reichelt)提出来的概念指的是,面簿连同其他社交网络服务的互动可以使用户与团体、朋友或跟帖人进行交谈。环境亲密感使人们能够与周围的人保持联系,并且联系的频率高于以前受时空限制所能达到的水平。参见Reichelt, Leisa, “Ambient intimacy”,Disambiguity blog 1 (2007).

[68]郑智殷:《完美演出!?——从剧场国家理论探讨“全面防卫”概念下的新加坡文化政策》,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69]《国人应延续李光耀信念在国际进一步打响名声》,《联合早报》2015年3月31日。

[70]《游子珍惜新加坡人认同感》,《联合早报》2015年3月30日。

[71]“Why Overseas Sporeans Love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April 2, 2015.

[72] Henderson, Joan C., “Remembering Lee Kuan Yew: Politics, Heritage and Political Heritagein Singapor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Vol.22, No.1, 2016, pp.59-69.

[73]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中文版“序言”。

[74] Wang Gungwu, ed, Nation-Building: Five Southeast Asian Histories, Institute of SoutheastAsian Studies, Singapore, 2005, p.13.

【责任编辑:邓仕超】

本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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