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尝:我去“猛怼”了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结果上了头条

2018-10-17 22:42:16 织梦安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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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蓝网

上周末好友从欧洲过来玩,我们去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逛了逛。

我俩在法租界压了马路,喝了咖啡,午后阳光正好,他正对上海的现代化程度和国际范儿啧啧称赞时,我说走吧,带你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这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去上海的相亲角。

相关的报道我都有关注,也跟朋友打趣说过要一起去举牌子做社会实验,而且最近“海归美女艺术家在相亲角被大爷大妈群嘲”的事又让它成为了舆论热点。

而对于第一次来玩的外国朋友,我希望在繁华的都市生活和便捷的共享经济之外,向他介绍一个更复杂、真实的中国。


这是交易,并不好笑

一走近相亲角,我就被拥挤的人潮惊呆了。

路两旁撑开的雨伞一字排开,一眼望不到头,伞上挂着征婚信息,伞后坐着征婚者的父母(也可能是中介),有单独坐着的,也有的凑在一起闲聊。人们观察他们,他们也打量路人,时不时寒暄两句。

相亲角。图源《中国时报》

直到那刻我才意识到,相亲角不是新闻上的抽象存在或饭局上的玩笑,而是像菜市场或求职中心一样,人们为着真实的需求而来,在这里进行密集的信息交流,或交易。

只不过,这笔交易跟婚姻有关。

我试图向西班牙的朋友翻译一些纸牌上有趣的表达。听了那些收入、学历和房产情况后,他感叹说条件都太好了。

“这里来的都是中国精英吧?”

我一下有点被这个问题难住了。

从纸面条件来看,这里很多人都至少是中产阶级,但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在媒体和互联网上被中产受众们嘲讽调侃的地方。

我告诉他,跟社会阶层无关,人们认为来这里相亲的人不够“cool”,就像参加Tinder(国外流行的约会软件)的线下活动一样。

而更让朋友感到匪夷所思的,是由父母代替本人来这里征婚。

“这些信息披露经过他们本人同意吗?没有的话是不合法的,你甚至可以起诉父母……”

我试着解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却又犯愁该如何翻译“宗法”。

“海外角”是为那些子女在国外生活的父母准备的,有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新西兰等等,都是中国人选择海外定居的热门国家。

想象两个同样生活在澳洲的单身中国男女,可能先由父母在大洋此岸的上海人民公园结识,然后在大洋彼端收割缘分,也可谓是国人全球化生活的奇异一面了。

在海外角停留时,几位大爷大妈凑上来打招呼,但听到我们的年龄后都失望地走开了。

“太小了,我女儿比你们大”。

一位面相和善、言谈礼貌的大妈,走过来问我能不能留下电话,等有合适的“匹配”后联系我。

她显然对外界针对相亲角的争议有所了解,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中介,也不会电话打扰。

“小伙子你放心,我们都是在市里有体面工作的退休人员,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即将走出公园时,两个梨视频的实习同学跟我打招呼,说来街访,能不能问俩问题,反正最后的素材也不一定用。

我看旁边的那位姑娘举着手机在录,就停下脚步跟她们聊了两句。

两天后,很多朋友突然在微信上甩链接过来,说你在微博上火了,成了“海归男猛怼相亲角”视频的主角。


“猛怼”相亲角,让我上了头条

我是如何“猛怼”相亲角的呢?

我觉得这里是中国最魔幻的地方之一,像市场一样体现了人们本质的焦虑和需求,是很好的人类学观察样本。

但这里的征婚信息都缺乏创意,大多是雷同、空泛的表达,很难吸引到人们的注意力(stand out)。

而且父母这样把子女的信息“披露”出来,若未经本人同意是不合适的。

更诡异之处在于,有不少男方父母在征婚纸板上表示,希望未来儿媳没有同居史,我讽刺说都什么年代了,如果一个女性婚前没有过同居史,我会怀疑她是否正常。

我觉得这里的很多女性的条件都太好了,但可能对于中国男性来说过于好了,因为男权喜欢傻白甜。

我最后还夸张地说,在欧洲已经没人结婚了,婚姻是给社会看的,一直在一起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结婚呢?

就这样,以上这些话被当事媒体加上“海归男”、“猛怼相亲角”、“女子婚前无同居史不正常”等标签之后,视频火了。

尽管主战场在微博,但短短一天之内,不仅有几十个媒体账号转发,还登上了微博头条新闻和传统媒体的社会新闻,更引来数百上千位网友在评论里“怒喷”。

朋友们调侃说,媒体人原本是观察的主体,现在反倒成了被评论的客体。

我反复看了几遍视频,除了刻意而为的标题党惹人眼球之外,我的表述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也没有需要解释的。那些话就像平日里跟朋友闲聊一样,能够代表我的价值观,也带着一贯的调侃和夸张。

翻看网友回应,发现不同性别在其中的分野很明显:男性几乎一边倒地“黑”我,而女性则多对我表达理解和认同。

还有不少跑来安慰我说不要在意那些极端言论:“你只是说了一些实话”。

争议点集中在两个。一是“无同居史不正常”论;二是结婚无用论。

尤其是前者,它直接刺激了一些传统男性敏感的神经和利益,也让我惊讶地发现,“贞操论”在如今的中国仍有市场。

无论那些在排斥有同居史女性的父母,还是在微博上说同居过的女人掉价的男网友,都仍然认为“是否同居”不是一种个人生活选择或经济因素考量,而事关道德和风化。

同居就难免有性接触,在男权的话语体系里,这对男性自然是没什么,可却决定了女性是否还是一个“好女孩”。

朋友提醒我说,没人敢明目张胆地把“处女情结”摆出来,或许说明了社会的进步,而有无同居经历,对他们则意味着“一个姑娘是否曾跟其他人发展过比较深入乃至谈婚论嫁的关系”。

但无论如何,这仍是男权的双重标准——一个女性的过往经历和生活方式,尤其涉及私生活方面的,仍然是评判她的重要标准,是受传统道德宰制的,而男性则不必受此约束。

甚至国内不少女性自己,也对“荡妇羞辱”的逻辑深信不疑,认为私生活的方面名声会影响自己嫁人。

于我而言,是否跟亲密关系的另一半同居,自是个人选择,“不正常论”乃对相亲角现象的有意挑衅。

我身边就有不少情侣朋友选择各自独居,并没影响他们感情的稳定和亲密。

更重要的是,“不试试,怎么知道适不适合”代表了我对婚姻和亲密关系的基本态度。

不约几次会怎么知道适合在一起?

没一起住过怎么知道可以合拍地生活在一起?

不一起旅行过怎么知道对方在日常生活之外更全面的性格爱好和反应机制呢?

这是一种朴素的“实验主义”。

它把一段亲密关系中的双方都视作有独立判断能力、对自己负责的成熟个体,不以一套僵硬、刻板的行为范式去评判人,更不轻易把可以技术化处理的问题道德化。

Chelsea Beck for NPR

近年来,无论在我所熟悉的圈子里还是互联网上,对于婚姻制度的反思和批评之声已有不少。

我有朋友以“不婚主义者”自称,更有甚者,激烈地抨击婚姻制度是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若要争得性别的真正平等,首先就要打破传统婚姻制度的桎梏,并预言我们终将看到婚姻制度的瓦解。

相对温和一些的观点,也是欧美社会的主流趋势:即承认婚姻制度进入现代社会后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并在社会政策和法规方面进行变革,以使其适应新的社会形态和时代观念。

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离婚率都有显著地上升。。

婚姻制度危机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很复杂,但与其责备人类道德堕落造成家庭危机,不如诚实地分析,现代生活带来了哪些新的变量,以至于人类社会不得不以开放的心态,推动婚姻观、婚姻形式、婚姻制度多元的发展

很多国人认为事关道德和人性的问题,其实都可以通过制度或技术手段调适或解决。


婚姻可以变成手机套餐

拿我所居住过的荷兰来说,“神圣的婚姻制度”简直被他们玩成了手机套餐一样的存在。

我的荷兰朋友们,在关系比较深入后往往会选择同居,一般是一方搬到另一方住处,两个人家具和行李一凑,就住在一起了。

相比中国传统观念对同居的尴尬态度,同居的荷兰年轻情侣却会受到亲朋好友的祝贺,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认真的新阶段,已经可以自然地带去跟父母吃饭了。

如果他们的关系更稳定了,但也不想结婚,通常有三个套餐可选:同居、注册伴侣和结婚。前提是彼此想严肃地发展这段亲密关系。

换言之,恋爱和同居都是私人的事,但如果你们俩想把关系再推进一步,婚姻的“单选题”却可以变成“多选题”——法律上结合的形式有很多种。

同居的伴侣可以到公证处签一个同居合约,将双方约定的权利和义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我有几对关系长期稳定的情侣朋友,都选择了“注册伴侣”:其实和结婚已经没什么两样,只是生了孩子后父亲要跑去市政厅办理认领手续(因为荷兰人认为,一段关系内的孩子所属权归母亲,而父亲则不一定)。

还有分手时不用通过法院。其他包括有关财产、子女抚养、养老金、分手后的赡养费等规定,都和结婚一模一样。

当一个荷兰人说:“我想要个家庭”,那么TA大抵的意思是想要找个人组成家庭生孩子,而未必是要结婚这个形式。

你看,婚姻的流量就这样被分散了。如同手机套餐一样,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和意愿,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

通过制度化而非道德化手段,荷兰人调整了传统婚姻制度的外部结构,在通往婚姻的道路上设立了不同的缓冲地带,使其更加适应现代社会多元的生活方式和观念,配合而非谴责人性,同时保护了相应的权利。

这一背景是欧洲社会经历了上世纪60、70年代的观念解放和世俗化之后,婚姻的道德和宗教意义被逐渐消解。

对于崇尚自由的年轻世代来说,婚姻不再是生活的标配。

它成为了一次浪漫的表达,或一场欢乐的派对,更根本上,则是一种个人的选择——我的私生活凭什么要社会的一纸证书来认定?

图源:the New Yorker

事实上,我有不少欧洲朋友仍然选择了结婚。在有无数选项的情况下,他们仍然选择用一场仪式来表达对于未来生活的共同憧憬和承诺

回到前述的话题,我从来不曾否定婚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自己步入婚姻的可能性,我所怀疑的,实为传统社会婚姻制度的单一霸权,它吞噬和忽略个体多元的生活选择和幸福可能。

那些对婚姻持观望态度和不同理解的个体,都要被强行放置到这个到这个绝对标准下去审视和评判:仍未结婚的适龄男女是“剩下”的,而不结婚的人生是可悲的。

如果我们认同现代社会的一些共通的价值,就必须承认,有些元素、问题和挑战,是共存于现代社会之中的,不囿于东西方、中国和欧美之区分。

事实上,婚姻制度不必瓦解,只需在现代社会的增量因素面前进行“内部创新”、或逐渐边缘化,以应对新的社会结构和观念变迁。

像瑞典就以“奶爸产假”政策而为人称道,他们“强制”要求父亲一方休带薪产假,且时长达三个月。

这样的制度化安排可能过于理想,但它不仅代表了传统婚姻制度自我革新的可能,也会在更深层面推进全社会的性别教育和性别意识革命—— 每一个世代在成长的过程中都能意识到,照顾子女是父母双方对等的责任;并无性别的区别,更不会出现“丧偶式育儿”。


“相亲”真的把人当“人”看吗?

在我看来,相亲角最让我无法接受之处在于“去人格化”。

在那里,一个个复杂、丰富的个体,被异化为了纸板上的收入数字、身体信息和性别模版。

我没有办法从那些雷同的“性格温柔”、“诚实可靠”中获得关于另一个人类的真实信息:TA的经历、兴趣、欲望或恐惧。

而这也正是“相亲”现象的本质悖论。

一对对陌生的男女试图达成一种被艺术家郭盈光称为“假性亲密关系”的合作,或完成人生清单上的任务,或排解外界压力带来的焦虑,他们协作组成社会的微型组织。

在这条批量制造“幸福婚姻”的生产传输带上,个体被消解了,个性变为了技术参数。

而时代的道德和伦理观念变化、中产的房产和阶层焦虑、前现代和现代社会元素的剧烈碰撞、以及中国特有的社会变迁带来的代际之间的显著差异和冲突,都在相亲角汇聚成了一个魔幻的中国社会的微型样本和众生相。

或许是我有些一厢情愿了。毕竟爱情不过是近代的发明,婚姻才是人类社会古老的根基吧。

上海的朋友更是对此事不屑一顾。

“幼稚,真正的上海人都知道,人民广场是老一辈去给自己找伴的”。


扩展阅读:

新相亲时代的爱情

来源:中青网

平均算下来,每一分钟里,国内有22对新人拿着户口本走向民政局,进入婚姻生活;同时,8对夫妻在另外一个窗口签下离婚协议。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字,中国的结婚率和离婚率曲线渐渐逼近一个闭合的大于号。婚姻的围墙之外,还有2亿单身者。

袁圆和刘英莲属于2亿人的‌‌“解救者‌‌”,她们一位供职于首都主打‌‌“高学历、高收入、高颜值‌‌”的相亲机构;一位在闽南老城区做了53年免费业余红娘,号称介绍成功4000多对,是新中国相亲史的活化石。

2亿人及其背后的家庭组成相亲‌‌“擂台‌‌”,知乎上‌‌“你相亲遇到过哪些奇葩事‌‌”有900万人关注;《中国式相亲》节目首播就获得全国同时段收视第二,仅次于《快乐大本营》,第二期马上拿下第一,等到第三期网络点击量已经超过2亿;而相亲网站的巨头之一百合网,尽管经历了舆论风雨,如今的市值也有64亿元。

人们自古歌颂爱情,却未必认同相亲,但‌‌“相亲‌‌”这种步入婚姻的前奏自西周以来从未有过休止符。古老的它,如今在现代生活中滋生出迥异的价值观和评判标准。它流传至今,并且毫无疑问,还将继续流传下去。


7分的人认为自己8分,想找9分

‌‌“男人需要女人才会完美。‌‌”袁圆从亚当夏娃说起,她是北京相遇未名咨询有限公司的红娘主管和首席情感专家,见识过人性的善良也目睹了很多欲望,她没精确计算过,但‌‌“应该见过1000个相亲故事‌‌”。

有人想找三观正的,有人要五官正的;有固定资产5000万元的‌‌“高富帅‌‌”非要找资产上亿或部级领导的女儿;有看着朴实的大姐非要找吴亦凡的外表、贺涵的内在,还要车技好、英语流利、家装有品位、会聊天,‌‌“我说的话不能掉在地上‌‌”。

北京二环路边的这间办公室上空漂浮着密集的求偶信息,七夕当天深夜,一位女士坐在私密的房间里,红娘正在了解她的需求。这些房间以‌‌“清华‌‌‌‌“北大‌‌‌‌“牛津‌‌‌‌“剑桥‌‌”命名,当这位求偶者选择‌‌“包成功‌‌”服务时,3万元随着pos机‌‌“吱吱‌‌”的声音划走,她将不断被介绍认识男士,直到结婚为止。

袁圆把客户分成很多类:有的是眼高手低型,挑剔,择偶要求高;有的是大忙人,所有时间用来打拼事业;有的工作圈子窄,资源少;有的曾经谈了场不合适的恋爱,耽误了青春;还有人花心,兜兜转转,一不小心就到了适婚年龄;也有因为性格、房子、两人背后的家庭、性生活不和谐等等因素离婚的人士。

‌‌“就跟企业融资一样,有的自己就可以融到,有的需要财务顾问。‌‌”一位观望红娘业务的金融从业者说。

‌‌“怎么和看文件选基金选包包一样的感觉,机械化,条件匹配的审视,难道大龄一点就要到这步田地吗?‌‌”有人对条条框框的个人信息和明码标价的择偶要求表达不满,说相亲的过程像招商。

创始人范阳君发现客户的分布很有意思,国内名校毕业,就业集中选择在金融和IT行业,收入显著高,‌‌“反观哈佛大学刚毕业的,做什么都有。‌‌

这些人中,‌‌7分的人认为自己8分,想找9分的。‌‌”他们一方面期望对方有不错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又希望对方不看重自己的客观条件。学者也研究过这种现象,从个人层面来说,这反映了安全感的缺失,既希望自己少奋斗、多享受,同时又害怕别人‌‌“惦记‌‌”自己的财物,用心不纯。当这种个人层面的焦虑成为一种风潮时,恐怕就要从宏观层面进行解释了。

在一项调查中,当下中国青年群体希望自己在34岁时可以达到事业的成功,获得最理想的经济收入。按照这个年龄计算,一个硕士工作9年之后就要达到‌‌“人生巅峰‌‌”。希望更快获得更多财富成为中国青年的集体焦虑,并且毫无保留地投射在婚恋问题上。

面对无力招架的焦虑,相当一部分人群只能用物质寻求安全感,降低恐慌。袁圆的客户中,一位在北京有五六套房子的女孩哭着对她说‌‌“就想要找富二代‌‌”。她没谈过恋爱,是亲戚几家孩子里最优秀的,‌‌“别人都在看着我呢,找不好他们会瞧不起,找个差的就吃亏了。‌‌”有位女客户羡慕身边的闺蜜,这个找了个官二代,那个找了位斯坦福博士。红娘对她说,‌‌“她们是她们,你是你。‌‌

经过观察和统计,袁圆的女客户最看重对方职位、前途、收入、房、车、户口,年收入30万元在这个生态圈里算‌‌“挺一般的‌‌”;有房有车的话‌‌“四五十万元也不错‌‌”;七八十万元才能归为‌‌“收入高‌‌”。

72岁的红娘刘英莲眼里,这算得上‌‌“天文数字‌‌”了。闽南老城中,考察单身青年物质牢靠性的指标之一,是父母是否都有退休金,只有一个人有也不好找。

‌‌“以前是找人过日子,现在是找房子找车子过日子。‌‌”有个小青年请刘英莲介绍对象,她说这个女的有点丑,男方不乐意了,她又说对方挺有钱,男的马上表示‌‌“可以见见‌‌”。

‌‌“这种人我就不想给他介绍。‌‌”刘英莲在当地一个工艺美术厂工作了一辈子,是一种刺绣的非物质保护遗产传人,没出过远门,保持着朴素和传统的价值观。

她说现在司机和厨师最不好找对象,‌‌“以前车少,人家都不会开车,开车的很好呀,现在说开车是奴才;以前嫁个厨师挺好的,会煮饭给自己吃,现在嫌弃厨师身上有味道。‌‌”人们现在喜欢找的是‌‌“干部、老师、办厂的、开店的‌‌”。

男士在相亲时最看重女士什么,颜值?不!

都市里的青年通过转移注意力缓解孤独,买卡通玩偶、做陶艺、认真上每一节私教课,精细计算每种食物的热量,热衷于跑步。有人说,科学研究表明,每个初夏的傍晚踏着风慢跑分泌的多巴胺相当于谈了一场微型恋爱。

积攒了整整一个夏天多巴胺的很多单身人士在夏天走的时候,迎来了一场大型失恋。下半年的日子不好过,国庆节、中秋节、光棍节、圣诞节,每个节日都是孤单的双倍放大,只能小心翼翼地祈求在地铁上不被玫瑰花的刺扎到。

‌‌“许多单身人士进入30岁的后期时,难免会开始反思,为什么自己没有找一个伴侣安定下来,如果现在他们选择结婚,是否会过得更开心。即便是最成功和最自信的单身男女,也会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埃里克·克里南伯格在著作《单身社会》里说。还有一些人抱着复杂的心态来找红娘,他们管相亲叫广结善缘。

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和反复,在回答‌‌“男士在相亲时最看重女士什么‌‌”这个问题时,袁圆把最终答案敲定为‌‌“年龄‌‌”,排在‌‌“颜值‌‌”的前面。

‌‌“奶茶要是三十几岁,刘强东可能就不会娶她。三十多岁谈恋爱味道不一样。‌‌”袁圆坐在私密的房间里,坦诚地说,‌‌“不过颜值即正义,有的男客户说30岁以上千万不要给我推,别给我困难户,但发了照片,长得好看他也能接受。不过即便特别好看,年龄到了35岁以上,也悬,生育是个问题。‌‌

单身就意味着35岁之后,很多女士每晚入睡时都能听到耳旁生物钟的滴答作响,提醒着她们,能孕育自己孩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倒计时在父母的耳边加倍放大,许多中国父母希望孩子在读书时不要早恋,工作后能立马结婚生娃。课堂上没人教他们如何爱与被爱,仿佛王子和公主是命中注定。一位事业有成的女强人在找袁圆时紧张得直搓裙角。谈起事业她眉飞色舞,但与男士沟通常常说一些打击人的话。她穿着套装,头发包在脑后,‌‌“显得太老了‌‌”,袁圆建议她戴隐形眼镜,化点妆。

‌‌“很多人缺乏爱的能力,也不懂得爱,带着小女孩的幻想去相亲。‌‌”袁圆说。这些人向往着浪漫主义的爱情,就像爱情有一种救世的力量,是通往自我实现等一切的途径。

某互联网平台基于5万用户的《中国人婚恋态度调查报告》结果显示,七成网友后悔结婚。‌‌“结婚又不是赶集,结得越快,婚后会后悔的几率也就越大。‌‌”认识一个月之内就结婚的人中,三成‌‌“经常后悔‌‌”,远远高出了其他人。

‌‌“我还没嫁出去,我不少同学都已经将人生过出了好几部电视剧的量了:裸婚、斗小三、离婚、再嫁、生小孩、生二孩。‌‌”有网友在知乎上评论。

适婚青年的父辈大多习惯在年轻时结婚,而死亡才是终止婚姻的唯一方式。在他们眼中,单身被视为自恋、社会道德崩坏以及公共生活锐减的现象。

过年前后,刘英莲所在的城市迎来相亲热潮。当地星巴克的店员证实,常有七八个人一起涌进店里,那是家人带着儿女来相亲的,如果聊得好,过一会儿大人会走,儿女可以继续聊;聊得不好,就一拍两散,‌‌“非常现实‌‌”。

陈柏安又一次为了女儿的事来找刘英莲。他的女儿33岁了,刘英莲给她介绍了10年,没成功。‌‌“我们会催啊,女儿不是很着急。她要对方有房子、有工作、会赚钱,不能比我们家差。‌‌”陈柏安有时想想,女儿的要求也有道理,‌‌“多赚钱就少矛盾,家里出矛盾都是经济矛盾,没有钱就会因为这个吵。‌‌

还有的母亲想到女儿28岁还没出嫁就哭,女儿没有归宿,自己去世了也不安生。刘英莲帮这家人的女儿说了媒,妈妈高兴得一把抱住了瘦弱的她。

学者把这个现象归咎于不完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让父母对自己以及子女未来的生活充满担忧,对将来有可能出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充满恐惧,这就促使他们在婚姻市场上寻求‌‌“攀高枝‌‌”的可能。

陈柏安和爱人的结识也是通过相亲,那个年代,头次见面往往到介绍人家里或是女方家里,媒人两边问,相处好了就去电影院公园,‌‌“以前要自行车,现在要汽车,水涨船高,都是一样的。‌‌

现在女儿和人相处,先加微信,‌‌“还是面对面接触比较好,微信里哪句话你讲的我不爱听,就直接拜拜了,微信好像谈判,当面讲还能解释。‌‌”在现代人的线上聊天语境下,男士第一句发‌‌“我可以认识你吗‌‌”或者‌‌“你在干吗‌‌”可能会被认为是无趣和愚蠢的体现。

见面也有讲究,袁圆常常建议客户第一次见面约在红娘的办公室,‌‌“请吃饭会有很多问题,有对男女彼此挺相中,男生执意带女生去吃火锅,席间谈的都是股票投资,吃完男生自己打个滴滴走了,女生就觉得男的太不懂事,太自我了。‌‌

有的男士请女士吃饭,没看上,觉得花钱太多,亏了;也有人觉得花几千元能跟女神共进晚餐也值;女士说随便吃一个,有的男士觉得她没品位,吃个贵的,又觉得她虚荣。

‌‌“有特别漂亮的姑娘,第一次见面就在商场里买买买,男的乐意为她买单。女生待人接物让人舒服,长得又好看,情商又高,不会给人压力,男的特别容易为这种女生当备胎。有个北大男孩,做金融的,长期给人当备胎,以为我在你身后等着就有机会。‌‌


‌‌“不要认为有父母参与的相亲就是时代的倒退‌‌

刘英莲有8本‌‌“花名册‌‌”,翻得快散架了,用透明胶粘上。里面记录着单身男女的基本信息,女的6本,男的2本。这还只是最近这些年的‌‌“存货‌‌”,以前都用脑子记。有些对终身伴侣的要求简化成一串数字和几个汉字,写在刘英莲某张病历单的背面,夹在本子里,形成时间的褶皱。

刚开始记录时,她每年能介绍成功四五十对,到了去年只成功了7对,今年到目前为止才说成2对,越来越难。

‌‌“人家的眼睛跟我不一样了,我看着配的不一定能成,看着不搭的倒成了。‌‌”刘英莲的搭配原则很简单,高的配高的,矮的配矮的,美的配美的,丑的配丑的。

本子上最小的是1995年出生的,也有75岁的老人想找个伴儿。有的写明自己有正式编制,有的是共享单车采购员。有人要求对方不要太胖,有人点名姓何的不要,有人专门要属羊或者属鼠。

‌‌“现在的人太挑了‌‌”。刘英莲19岁时第一次给人介绍对象,那是她新婚第二年,在厂里正洗头发,碰到同事在一旁洗衣服。她跟他开玩笑说,‌‌“你去找个人就不用自己洗衣服了。‌‌”对方也开玩笑‌‌“那你给我找一个啊‌‌”。

回家正好遇到租户的女儿,约出两人,没想到半年就成了,生了两个女儿,赚了很多钱,直到现在还会提着人参来看她。

那是上世纪60年代,革命的禁欲主义或领导的阻止使年轻人大多没能谈恋爱,考虑‌‌“个人问题‌‌”会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和革命意志的衰退。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孙沛东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发现当时大龄姑娘的不幸身世尤为引人关注,以至于连中共中央也指示各级地方党组织做好‌‌“红娘‌‌”。

正是这种被拖延后的恋爱与婚姻生活,使得这一代父母对子女的婚姻有着非同寻常的急切与焦虑。1970年知青回城大潮中,不少已婚知青的家庭被这波大潮冲成碎片,西双版纳农场5天内有3000对知青夫妇集体离婚。1980年《新婚姻法》颁布后,中国出现第一次离婚潮;1978年以来中国的离婚率一直处于明显的上升态势。

那个年代,刘英莲善于劝服别人。有个离婚带着女儿的女士来找她,刘英莲给介绍了一个,女人嫌男的太瘦,穿衣服难看,刘英莲说‌‌“你去照顾他,他就胖了,你多买几件好的衣服给他‌‌”。她觉得这个男的老实,可信,一直给女方留着。刘英莲问孩子爱吃什么,孩子说爱吃泡泡糖,她就让男方买了5包,叫一声‌‌“爸爸‌‌”就给泡泡糖吃。

后来两人成了,女儿一直叫他爸爸。女儿出嫁时,继父给了她车子房子。这个故事一直被刘英莲当作撮合好事的典范。

作家野夫曾用‌‌“废墟上生长出来的好时光‌‌”来形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黄金时代。‌‌“那段时光留在每个过来人心底里的,是久紧复苏的浪漫人性和绝美的纯情。‌‌

1979年,中国观众在一本叫做《大众电影》杂志的封面上第一次公开看见拥吻剧照,转年《庐山恋》就出现了中国影史第一吻,女主角张瑜在男主角郭凯敏脸颊上蜻蜓点水般的吻,掀起了全国青年男女模仿的大热潮。

那时,每到春节,刘英莲狭窄的单位宿舍总是站满了请她说媒的人,宿舍堆着杂物,电扇也只能放在床脚,两个人进来,另外两个人就得出去。她不收钱,说话也实在,人们乐意找她。

前不久当地的媒体报道了她的故事,有人寻着报纸找到她工作的那间小屋子,她心里很怕,‌‌“我不敢乱介绍,他说自己是好的,里面是坏的,装在肚子里,谁知道。要是不好了,到这边闹一下,我的脸要丢到哪里去。‌‌

她倾向于相信那些跟随父母来相亲的孩子。《中国式相亲》的90后女嘉宾石榴分享自己的录制体验:‌‌“婚姻是一场双向选择,面对将自己物化的人,我们一直有权利说不,我们这代的择偶标准是性格、学识、理想、颜值,是否趣味相投。上代人选儿媳女婿的标准,大概就是姑娘得能干活守妇道,小伙得有车有房有责任感,两代人婚恋的冲突一直都在,而且99%都不在节目里,而是在生活里。‌‌

刘英莲说,以前的人找女的喜欢找胖的,大屁股会生男孩,现在的人喜欢找瘦的;以前的人进门时很害羞,不敢进来,现在的人给她打电话,上来就是‌‌“有男人吗?给我介绍一个!‌‌”很直接。

‌‌“现代人不好说服了。‌‌”曾经有4个小青年明确请刘英莲介绍有钱的女士,她说‌‌“要钱自己去赚‌‌”,最终也只说服了一个人。

人们对相亲的态度从扭扭捏捏走向光明正大,相亲类节目的火爆足以佐证。1988年山西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红娘》,被称为‌‌“相亲类节目的鼻祖‌‌”。湖南卫视1998年播出的《玫瑰之约》开启了婚恋节目收视热潮先河。婚恋交友类节目在2010年达到白热化状态,这一年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一炮而红。屏幕上的男女纠葛成为人们对相亲态度细微变化的公开史料。

《中国式相亲》节目监制刘原表示:‌‌“不要认为有父母参与的相亲就是时代的倒退。确切来说这是一档关于婚恋问题的代际沟通类节目,做这个节目的初衷有两个,一是促成良缘,二是加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代际沟通。‌‌

也有学者站在父母这队,认为西方的自由恋爱存在很大的风险和盲目性,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的智力、见识、阅历,并不足以支撑他们正确把握恋爱和婚姻,需要父母提供参考建议和经验。


‌‌“我要的是西红柿,千万别给我胡萝卜‌‌

中元节(俗称‌‌“鬼节‌‌”)前后是刘英莲‌‌“生意‌‌”的淡季。她得以有大段时间坐在昏暗的房间里刺绣。

整个工艺美术厂早已倒闭,玻璃破碎,墙壁生出新草。刘英莲的‌‌“工作室‌‌”藏身在几间空房的背后。这间旧屋的房顶已经没了,临时性地搭了铁皮,夏天尤其炎热。屋里还有一口老井,能用来打水洒在水泥地上,‌‌“井不见天,不能喝了。‌‌

刘英莲的眼镜搭在鼻梁上,正在专心绣一个桌裙上的麒麟。屋里只有蝴蝶牌缝纫机稳定的转动声和绣针穿透布料‌‌“嘣嘣‌‌”的声音。

‌‌“绣这个按照纹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很单纯。‌‌”刘英莲偶尔抬起头,‌‌“介绍对象没那么单纯,要想啊。‌‌

她和这间屋子都秉持着一些传统,比如不可以试婚,‌‌“会害死女的‌‌”;‌‌“相处最少要一年‌‌”;‌‌“要假装生气考验对方,看他对你好不好‌‌”;‌‌“两人差四五岁最好,能照顾‌‌”。

她痛恨离婚。‌‌“以前有妇联说服,现在世界变乱了。‌‌”她愿意看见介绍的人手拉手走到街上,‌‌“看到两个人好,我就高兴‌‌”。尽管很多早年介绍的夫妻已经记不起她了,她也忘了他们。

‌‌“现在的年轻人浮躁,没有耐心,喜欢走捷径。明明对现状挺满意,看到别人更好,就不淡定了,喜欢比较,还贪心。‌‌”袁圆说,以前的人用手机、电脑、衣服,坏了还想要去修一修,感情也是,会调整适应对方。现在稍微不满意就想换新的,以为还会有更好的出现,‌‌“其实人和人之间是没有可比性的,有的人奋斗一辈子还不如别人生下来好。‌‌

袁圆从小就具备一双善于发现‌‌“谁喜欢谁‌‌”的眼睛,爱看爱情片,有多年的幼儿教育经历,‌‌“撮合单身男女和应付小朋友都差不多,要找到方法,有时棍棒和大锤都打不开它,一把小小的钥匙,扭一下就开了。‌‌

她说,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婚姻还是基础单位,很多年轻人对婚姻的认识不够,抱着完美的态度,按照别人的期待去找。‌‌“很多人觉得自己很不错,对我说,我要的是西红柿,千万别给我胡萝卜。‌‌

她的老板范阳君觉得,婚姻的本质是寻找可以共同成长的伙伴,不是简简单单的激情关系,而是两个人互为彼此成长过程的伙伴,各取所需。

他们发现,爸妈很恩爱,拥有爱的能力的人往往很容易‌‌“脱单‌‌”。有些人希望‌‌“你应该先来爱我,我才去爱你‌‌”,还有人自身条件有限,还不愿意降低标准,这些往往容易‌‌“剩下‌‌”。

不过那些已经学会独自生活的年轻人认为,如果婚姻一开始就是一种妥协,那生活并不见得就会变得容易一些。

一位专门审理离婚案件的法官发现,催着你结婚的,和赶着你离婚的,往往是同一批人。很多少女年龄的少妇在法庭上冲自己父母哭喊‌‌“当初让我跟他是你们,现在让我离婚也是你们‌‌”。

而针对婚姻中出现的问题,目前国内也缺少具有完整系统和行业标准的婚姻咨询,这个在西方国家已经普及的咨询方式,在国内多是打着各种旗号的变相收费。

知乎上‌‌“该不该和自己不喜欢的相亲对象步入婚姻‌‌”的提问,获赞最多的答案之一是:‌‌“你去查查别人离婚的故事,会发现在没有爱的情况下结婚,多少人根本坚持不下去。结婚不是结束,而是另外一个纷繁绕杂的开端,你们要开始朝夕相处,一起做很多其实远远谈不上令人享受的事,比如买房子装修房子,比如融入对方的家庭孝敬对方的父母,生孩子给老人送终,等等这些,如果没有你对这个男人很多的爱,根本坚持不下去。‌‌

文艺青年对世界说,‌‌“我亦只有一个一生,不能慷慨赠予我不爱的人。‌‌‌‌“曾以为世界上最糟糕的事,就是孤独终老。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与那些让你感到孤独的人一起终老。‌‌

刘英莲多年的经验也发现,那些遵从父母之命结婚的,往往容易离婚。

对于正在崛起的年轻人,二三十岁忙着投身学习和工作。将时间交给教导和雇佣他们的人,剩下的则用来自我提高,他们学习新的技能、展现自己的方方面面,旅行、搬迁、建立人际关系网络,赢得声誉、晋升,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然后,循环往复。

对于有20万年集体生活经验的人类来说,开始有人将个人放在社会的需求之前。《单身社会》里提到,选择单身改变了人们自身以及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影响城市的建造和经济的变革,改变了人们成长与成年的方式,也同样改变了人类老去与死亡的方式。

许多人并不知道,爱给人介绍对象的刘英莲30岁出头就离了婚,因为丈夫不断的外遇并因重婚罪判了刑,‌‌“我差点自杀。‌‌

她自此选择独身,把精力放在说媒和刺绣上。谈起往事,见过无数单身男女的眼睛里涌出泪水,像两汪淘不干的老井。‌‌“我要是50多岁就好了,现在没什么用了,快要死了。‌‌

善于描写爱情的女作家李碧华说,这便是爱情:大概一千万人之中才有一双梁祝,才可以化蝶。其他的只化为蛾、蟑螂、蚊蚋、苍蝇、金龟子。就是化不成蝶,并无想象中的美丽。

袁圆做了多年红娘,成绩斐然,不过她从业以来最大的困惑并不是如何找到一个男人或女人结婚,而是在千千万万人中找到那个配对的人之后,如何获得最终的幸福。(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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